着眼于天外 用心于海内

——记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叶叔华院士

 今年，天上那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叶叔华星”20年了。今年，叶叔华88岁了。
　　每天上午9时，她仍必到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天文大厦“上班”。最近有一日，在3楼不大的会议厅里，叶叔华又来到天文爱好者身边，加入“我和院士有个约”活动，主讲射电天文望远镜。
　　现场只有10多名受邀听众，坐了不到半个厅。而叶叔华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并且回答了老少天文迷的提问。似乎，她就在国际学术会议大厅里作大会报告，不疾不徐，儒雅庄重。事实上，前一天晚上12时，她还在家中制作PPT，将数据整理在打印纸上。她说：“万一遇上行家，被问倒了，可不负责。”
　　如果有一天没能在天文台里找到她，如果那一天她也没在食堂吃饭，通常就是出差了。尽管这位老院士曾任中国科协、市科协、市政协、市人大领导，但她一辈子不坐头等舱，即使别人给她安排了公务舱，她也非要换成经济舱，才肯如约赴会。

女性与男性

　　认识叶叔华的人都尊称她为“叶先生”，不熟悉她的人往往误以为她是男士。而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士，的确是内心强大、目光深远，不算是铁娘子，至少是女强人。
　　还有些人误将“叶叔华”写作“叶淑华”，仿佛那更像一个女人的名字。其实，叶叔华家中排行老三，取名“伯仲叔季”的“叔”，而她的“华”无疑是“中华的华”。
　　她的天文，看似着眼于天外，实则用心于海内，把“中华牌”打成“环球牌”。只说一件事，当你抬腕看表、举头望钟之时，这“北京时间”就与叶叔华相关。因为时间源于运动，日月星辰之律动产生了时间。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叔华在上海天文台的第一项大事业就是主持建立和发展了中国自己的综合世界时系统，其精度从1963年起就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而这项天文授时工作，直接影响到当今北斗卫星自主导航系统的精准。
　　然而，当那颗中华心搁浅，她生命的时钟仿佛也会停摆。因为时间很快走到了1966年，她与自己的同窗、丈夫程极泰教授都失去了学术自由。从“牛棚”出来后的第一天，叶叔华就在想：我们能做什么？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上海图书馆，在积满灰尘的书堆里翻寻天文杂志。连她自己也想不到，弱小的身躯竟能爆发出积郁已久的强力——当时，她在台里冲动地拿一个大锤，敲打起安放天文设备的墩子，只想着把墩子敲平、敲大，可以再装上更新更好的设备。下转◆6版（上接第1版）
　　在如今面向公众的讲座中，叶叔华每每谈及中国最好的天文观测设施，总不忘纵向、横向对比，告诉人们世界上最好的水平在哪里，中国可以排第几。
　　台湾“中研院”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赵丰，曾在美国宇航局工作。他记得叶叔华赴美参观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大射电天文望远镜，“100米的口径，可以想象它有多高大”。讲解完成后，美方让叶叔华、赵丰他们自己爬上碟形天线的架子。“那个爬起来也很可怕的。”赵丰说，“当我在底下准备开爬，并且考虑自己能爬多高时，已经看到叶先生爬了一半，她毫不迟疑地就上去了——最后她爬到最高的地方，我只爬到一半。”
　　叶叔华担任上海天文台台长时，曾前往法国天文台访问。法方台长下山相迎，没想到竟与叶叔华迎面错过。费尽周折相见后，法国人坦陈，没想到叶叔华是个女台长。参访结束，临行祝酒，叶叔华举杯提议“为女台长干杯”，希望50年后天文界的男台长与女台长一样多。
　　在国际上，她本人连任过两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执委会副主席，是中国天文学家第一次进入这个国际天文组织的领导核心。“IAU曾有两个女主席，但还是太少。”叶叔华颇有女性意识。

　　老旧与新潮

　　在不同场合见到叶叔华，不论是主持会议、出席仪式还是上电视，你都可以发觉她的穿着风格基本不变，总有一件花色衬衣。有一次，叶叔华穿着这种衬衣去医院看病，结果被一位清洁工阿姨看出来，阿姨说：“你这衣服可能有30年了吧”。
　　叶叔华想起来，当年美国同行来沪访问，由她陪同去城隍庙。老外们走进一家服装小店，买了好多花格衬衫，她本人也买了好多，因为实在很便宜。“那次以后，我想大概一辈子不需要再买衬衫了。”于是，叶叔华就总穿二三十年前的旧衣服。
　　她家里请的保姆阿姨直言不讳：“你的这些衣服啊，连乡下老人都不穿，我觉得这家里的衣服都可以丢掉了。”可叶叔华怎么舍得扔呢？——别人夸赞她头上的一根发带和衬衣颜色很搭，她坦然一笑：“这根带子是面包店扎盒子的，我拿来扎头上了。”
　　去过叶叔华家，就知道她家别的不多，就是书多。现任上海天文台台长洪晓瑜说：“她家的沙发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都说你应该换一个。她却说，很好啊，我们还能坐，能用就用。”叶叔华有点自嘲地说，对物质的追求少了，对社会生产的贡献也少了，这也不太好。
　　不过，这个大科学家在学术研究上则是“高大上”，非但不落伍，甚至比年轻人还超前。在她的办公室，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可桌上供她伏案读写的面积比小学生课桌还小。因为其他面积都被书堆占据，一堆一堆的，大约有12堆。只有叶叔华知道这些文献资料的分类堆放法则，哪些是最新的，哪些是待解的，从不需要别人帮忙整理。
　　早已退休的她，每天“上班”都是戴着老花镜，手持放大镜，在这堆书山的“缺口”中探索。作为老台长，她仍时不时地约见青年科学家。被她招进办公室的青年科学家，多少会有点小紧张，因为叶叔华总会提起国际上最前沿的发现，然后问“你怎么看”。

　　从政与亲民

　　叶叔华至今保持着与天文学界的密切联系，重要会议总是尽量参加。按中科院有关规定，70岁以上的老科学家，出差通常都安排人员陪同，但叶叔华却坚决不要。她说，省点钱吧，国家花这个钱没意思，“只要去的时候有人送一下，到了那里有人接一下就行了”。可台里总放心不下，毕竟叶叔华年纪大了，万一有什么意外……现在，他们往往采取折中办法，比如去北京，尽量将其他赴京同事的航班与叶叔华的航班安排在一起，“顺道”照应一下。
　　在叶叔华的老同事罗时芳回忆中，叶老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赴美公差完全可以住得好一点。但她坚决不肯住每晚超过80美元的酒店，“就相差十几美元或20美元，她都要省”。由于找不到便宜处所下榻，她有时借宿在美同事家中，甚至搬到汽车旅店，夜里凉了就把枕头盖在身上。
　　而当她以中国科协副主席、市科协主席的身份出访，同样将食宿标准压到最低程度。时任市科协秘书长张文琴，行前请示过外办，为她安排了公务舱。可到机场后，叶叔华见了机票就一定要降舱。“叶主席平时是一个很好商量的人，但坚持起来你也就没办法。”航班落地，为她预订的宾馆也是经外办同意的，只是稍微超过了一点标准。叶叔华又要换，张文琴再一次拗不过她，因为她说“外汇还是需要用在科研工作上的”。除了外方公务宴请外，叶叔华就不要额外安排餐饮，自己到超市买了面包吃。
　　如今每天中午，叶叔华都缓缓走去食堂，从最后一个位置上排起队候餐。洪晓瑜说，我们希望她不必排队，到前面去打饭，但她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说“不行，我不能插队”。因此，整个天文台，近300人，在她的带领下，都在那里排队。

记者手记